双屿港历史（明朝中叶嘉靖倭寇爆发的真相）

16世界20年代之后，由福建海商主导的海上走私贸易逐渐北移到浙江沿海地区，舟山群岛的走私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到了40年代，位于舟山群岛南端的双屿港，就已经成为东亚海域最为著名的国际走私港口。

双屿港的海上走私贸易始自福建海商邓獠（佬）。据说，邓獠本来是一名囚犯，被关押在福建省按察使司监狱。1526年（嘉靖五年），邓獠越狱成功之后，开始下海走私，“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投讬合澳之人卢黄四等，私通交易。”1530年（嘉靖九年），福建人李光头（李七，李贵）、林汝美（碧川）、徽州歙县人许栋（即许二）发动“福州狱变，戕大吏三人，斩关趋连江，渡海而遁，”下海后，与日本人一起，结巢于双屿港。1539年（嘉靖十八年），金子老率领一只商船队到达双屿港，随行的就有不少葡萄牙人，据历史记载，“双屿港之寇，金子老倡之，李光头以骁勇雄海上，子老引为羽翼。” 随后，到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的中外海商络绎不绝。

嘉靖倭寇

葡萄牙冒险商人也是双屿港走私贸易的开拓者。1521－1522年间，当葡萄牙人被广东当局驱逐后，在福建海商的接济下，也来到闽浙沿海地区，“他们在那里各个避风处和隐蔽海岸、港湾度过冬季，其中最热闹的临时驻地是宁波附近的双屿港、大厦门湾南端的浯屿岛和月港。” 1526年，邓獠首次来双屿港贸易时，就带有一定数量的葡萄牙人。据当时人唐枢记载，葡萄牙人到双屿港，“以不通商为迫，故海之炽寇，自嘉靖五年（1526）始也。”

嘉靖倭寇

许栋，是当时双屿港海上走私贸易最重要的首领之一。1530年（嘉靖九年），许栋到达双屿港后，不久就与其弟许楠（许三）到马来半岛与葡萄牙人贸易，并入赘在大宜（今Pattanni）、满剌加（今Malacca）。之后，许栋的另两个兄弟许松（一）、许梓（四）也来到这里。1540年（嘉靖十九年），许氏四兄弟带领大批中国人、葡人到达浙江的双屿、大茅等港进行国际走私贸易。

在双屿港，许栋的主要贸易对象是葡萄牙人，同时，他也是葡萄牙人与当地坐商（即陆地商人，简称陆商）以及日本商人贸易的中介商，当时，海上贸易的主要形式是易货贸易。许氏兄弟、葡萄牙人在同陆商进行易货贸易的过程中，由于一些陆商恶意赖帐，致使一些葡萄牙人赊出的货物血本无归，损失惨重，于是就埋怨许氏兄弟。

许栋兄弟无以为解，就设计让同伙到苏州、松江等地诱骗商人置办货物到双屿港贸易，然后唆使葡萄牙人抢掠以弥补损失。受骗者中，是自己本钱的商人舍本而去，而借钱经商者不敢回家，就同许梓一起到日本贸易。在日本，受骗者又把造葡萄牙人抢劫之事告诉了日本岛主，日本岛主大怒，杀死了无辜的葡萄牙人。许梓由于捣鬼，不仅让葡萄牙人失去了商品，又让葡萄牙人丢掉了性命，怕回双屿港后不好向葡萄牙人交差，于是联合海盗首领沈门、林剪、许獠（佬）等在闽浙沿海一带劫掠。

嘉靖倭寇

许栋因许松（即许一）许楠被打死，许梓（许四）不归，自己又欠下葡萄牙人巨额债务而无法偿还，致使生活无着，也引诱破产的葡萄牙人进行劫掠，又派遣林剪到彭亨（今马来西亚彭亨州，Pahang）去。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许栋的同伙林剪从马来半岛的彭亨率领七十余艘舰船来到浙江双屿港，内中有不少葡萄牙人，与许栋会合。此时，许栋的势力达到了顶峰。

当时，在双屿港走私的中国海商以及葡萄牙商人常常与日本人进行贸易。福建海商与日本的走私贸易是在1534年（嘉靖十三年）开辟的，随后，广东海商也开始同日本人进行贸易。这在《明实录》中有所反映：

1545年1月3日，“漳州民李王乞等载货通番，值飓风漂至朝鲜。朝鲜国王李怿捕获三十九人，械送辽东都司。”

1546年3月16日，朝鲜解送漳、泉“下海人犯”颜容等六百一十三人，“诏福建巡按御史治之。”

1547年3月24日，又“解送福建下海通番奸民三百四十一人，咨称：‘福建人民，故无泛海至本国者，顷自李王乞等始，以往日本市易，为风所漂。今又获冯淑等，前后共千人以上，皆夹带军器、货物。”

朱纨也有类似的记载：“近年下海之贼，被执于朝鲜者九百九十三名，其交通佛郎机、日本、暹罗、彭亨、倭夷，如朝鲜所奏。”

除葡萄牙人外，日本人也是来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的常客。1539年（嘉靖十八年），日本国王源义晴遣使来贡，“乞易堪合，还（宋）素卿资，不许。”“夷性贪，违约如故，”“诸夷嗜中国货物，至者率迁延不去，”日本朝贡使臣在朝贡不被接纳的情况下，逗留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

把日本人带到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的是徽州商人王直。王直（汪鋥，王五峰）与许氏兄弟同为歙县人，“少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1540年（嘉靖十九年），王直同叶宗满等到广东，从事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的海上走私贸易，由于王直贸易公道，从而赢得了葡萄牙人、日本人的尊重，号为“五峰船主”，手下有徐海、陈东、叶明、侄王汝贤、义子王滶以及日本人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人，成为势力很大的商船队首领。

嘉靖倭寇

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王直率领的商船队与许栋商船队合并，他担任合并后商船队的出纳。同年，王直受许栋派遣率领一只商船队去日本拓展市场，从此，他成为中日之间贸易的代理商。返航时，王直带领助才门等三人来到双屿港。后来，王直在日本萨摩州（九州五岛）建立了贸易基地，基本上垄断了中日贸易。王直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后来“嘉靖倭乱”发生后，他被当作是勾引倭寇作乱的“罪魁祸首”。

倭寇王——王直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闽江口区域商人也是双屿港走私贸易的一只重要力量，《明世宗实录》中提到的冯淑等三百四十人，就是福州府福清县人。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福清海商林烂四（林珦）等“各造三桅大船，节年结伙，收买丝绵、绸缎、磁器等货，并带军器，越望佛郎机、满咖喇等国，叛投彼处番王别琭佛哩、类伐司、别哩西牟、不得罗西、牟陀密啰等，加称许栋名号，领彼胡椒、苏木、象牙、香料等物，”带领包括葡萄牙人、日本人在内的一千余人来到双屿港贸易。

明朝抗倭图片

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林烂四率商船队前往萨摩州，朝见日本国王，“说我大明买卖甚好，双屿港系通番贼穴，向来无有倭人过上国，至今船船俱各带有本国之人，前来贩番，尚有百数倭人在后来船内未到等因。”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3月，林烂四、日本人稽天等从日本萨摩返回到双屿港，与许栋商船队进行贸易。由此可见，林烂四主要是以葡萄牙人、日本人为贸易对象的。

福清海商张珠是许栋的部下，他依仗其侄子张德熹（进士出身，时任宁波府推官）的势力，“常乘小船载入地名桃花渡上岸，身穿青衣，头戴瓦楞帽，作客人，往宁波府城门外，即换方巾，进府衙数日，径往奉化县地名湖头渡下船，人多认识。”

此外，还有福州海商林陆观，主要从事中日之间的贸易，他“旧年到日本，大风破了舟，无一物，三年居住日本，旦暮悲多，我主君看之哀哉，借用米钱其外，银子五贯，自造舟回还，故我五子携来取其贷物，我五子之开银子六贯，二百六十目，今岁天文（天文为日本年号，误，此处应为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六月，内有倭船一只，到双屿港往来。”

16世纪，在浙江附近海域走私的海商，大多数是陆地社会的边缘人，与传统社会格格不入，不得已而下海谋生，他们的成分极为复杂，下海走私的原因各不相同，当时的福州府闽县知县仇九卿曾分析认为，这些人中“有冤抑难理，因愤而流于寇者；因势而利于寇者；有货殖失计，因困而营于寇者，有功名沦落，因傲而放于寇者；有佣赁作息，因贫而食于寇者；有知识风水，因能而诱于寇者；有亲属被拘，因爱而牵于寇者；有抢掠人口，因壮而役于寇者，诸如此类。”

明朝倭寇

嘉靖时期以总督漕运兵部侍郎的身份参与抗倭斗争的郑晓，明确指出：闽浙海商走私的原因是与当时的政治腐败密切相关，“近年宠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乱，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徭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即向导），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奋臂欲洩其怒。”

这些陆地社会的边缘人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了希望，企图通过走私获取高额利润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海商与陆地商人产生利益冲突时，由于海商从事的是违法的走私贸易，因此，吃亏的常常是海商。所以，当通过正常的方式不能解决贸易纠纷问题时，以暴力手段来解决贸易纠纷是他们的主要选择。

海商走私获利是通过与陆商的合作来实现的，他们从东南亚舶来苏木、象牙、胡椒、香料等商品，委托陆商销售，而陆商则把中国的丝绸、瓷器、铁制品等交海商贩往海外，这种交易完全是靠私人交情进行的，由于是走私贸易，当然不会有什么法律来作保障。陆商是所谓的“窝主”，有不少“窝主”是官宦出身的“势豪”之家，如余姚谢氏家族、慈溪柴德美、同安许福、福清张德熹等，这些人有钱有势，一般人不敢轻易得罪。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交易量的不断扩大，拖欠货款与赖帐引起的债务纠纷时有发生。到了16世纪40年代中后期，债务纠纷越来越严重，许栋、王直等人都曾遇到过这种情况。1548年12月，温州府通判黄必贤就曾接到过自称巡海大王的走私海商首领苏、林二老所散发的传单，内称永嘉县张麻四父子三人，赊骗货物价值近一千两银子，不得已请求盘石卫宁村千户所王千户等帮忙挽回损失。

明朝抗倭图片

债务纠纷是经常发生的，就连日本人与葡萄牙人也不能幸免,据郑晓记载：“又以禁海贾抑奸商，使利权在上，罢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内詗，海上无宁日矣。番货至，辄赊奸商。久之，奸商欺负，多者万金，少不下千金，转展不肯偿，乃投贵官家。久之，贵官家又欺负不肯偿，贪戾甚于奸商，番人泊近岛，遣人坐索，久之，竟不肯偿。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贵官家欲其亟去，辄以危言憾官府，云：‘番人据近岛，杀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备倭当如是？’及官府出兵，辄赍粮漏师，好言啖番人，利他日货至，且复赊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诸贵官家，言：‘我货本倭王物，尔价不偿我，我何以复倭王，不掠尔金宝，杀尔，倭王必杀倭。’盘踞海洋不肯去。”

倭寇王——王直

何乔远也说：“是时市舶即罢，货主商、家商率为奸利，虚值转鬻，负其责不啻千万，索急则投贵官家，夷人候久不得，颇构难，有所杀伤。贵家辄出危言，撼其事者，兵之使去，而先阴泄以为德。如是者久，夷人大恨，言：‘挟国王资而来，不得值，曷归报？’因盘踞岛中。并海不逞之民，若生计困迫者，纠引而归之，时时寇沿海诸郡矣。”

另据朱纨记载，葡萄牙人“在双屿被不知名客人，撑小南船载麦一石，送入番船，说有棉布、绵绸、湖丝，骗去银三百两，坐等不来。又宁波客人林老魁先与番人将银二百两买段子、棉布、绵绸后，将伊男留在番船，骗去银一十八两。又有不知名宁波客人，哄称有湖丝十担，欲卖与番人，骗去银七百两，六担欲卖与日本人，骗去银三百两。” 可见，债务纠纷是葡萄牙人与日本人劫掠为寇的主要原因之一。

海上走私贸易在当时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债务纠纷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司法渠道来解决，对于受骗遭受巨额损失的中国海商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破产回陆地接受官府的惩罚，要么冒险劫掠继续在海洋社会求生存。但是，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选择，与官方的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两难选择中，走私海商首领选择了后者，沦为海寇商人。

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夏天，福建海商林剪率领一群走私海商劫掠了余姚谢氏家族，引发了一场由朱纨领导的厉行海禁。谢迁（1432－1515），字余乔，1475年进士第一，他于1495－1506年、1527－1528年间曾两度出任内阁大学士。谢氏家族长期在当地掩护王直、徐海等人在海上走私，坐地分赃，攫取了巨额财富。在交易中，谢氏家族依仗其势力常常赖帐不还，“诸奸索之急，谢氏度负多不能偿，则以言恐之曰：‘吾将首汝于官’，诸奸即恨且惧，乃纠合徒党、番客夜劫谢氏，火其居，杀男女数人，大掠而去。”余姚知县谎报为“倭贼入寇”，1547年7月24日，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管福建福、兴、漳、泉等处提督军务，在闽浙沿海实施海禁。

朱纨上任后即整顿海防，“严勾连主藏禁犯者，戮无少假，上章镌暴二三贵官豕罪。”1548年5月中旬，朱纨调集闽浙两省水师、战舰，扫荡双屿港，此役“生擒日本倭夷稽天、新四郎二名，贼犯林烂四等五十三名，夺获本船一只，”“生擒哈眉须国黑番一名法哩须，满咖喇黑番一名沙哩，马喇咖呋哩国极黑番一名嘛哩丁牛；喇哒许六贼封直库一名陈四，千户一名杨文辉，香公一名李陆，押纲一名苏鹏；贼伙四名：劭四一、周文老、张三、张满。”尔后，朱纨“将双屿贼建天妃宫十余间，寮屋二十余间，遗弃大小船二十七只俱各焚烧尽绝。”

双屿港被平定后，1548年6月22日，朱纨登岛查看，“直见东洋中有宽平古路，四十余日，寸草不生，贼徒占据之久，人货往来之多，不言可见。官兵屯守即严，五月、六月，浙海瞭报贼船外洋往来一千二百九十余艘。”双屿港海上走私贸易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另据郑若曾记载，此役“俘斩溺死者数百人，贼首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朱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 随后，双屿港被填塞，这个盛极一时的著名走私港口从此成为一个荒凉的岛屿。

许栋、李光头等人从双屿港逃脱后，游弋在福建厦门湾、北茭、罗浮一带。1548年7月26日，许栋与许社武、日本人连寿和尚等6人被浙江金乡卫指挥吴川等拿获。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据朱纨奏报，3月18日，福建都指挥卢镗等经走马溪一役，俘获李光头等以下115名中国人，捕获葡萄牙人及黑人94人，另有33名葡人被杀死，李光头等96人旋被朱纨下令处决。朱纨后来因为此事而遭到御史陈九德等人的弹劾，说他滥杀无辜，朝廷将其罢官，诏逮进京讯问，朱纨担心被辱，遂服毒自杀。

许栋被捕后，“王直收合其余众，更泊他屿，而广东有海贼陈四盼者，自为一党”，泊于福宁州的横屿。 随后，王直与徐铨（惟学，又名碧溪）率商船队先后在马蹟潭、长途岛与日本人继续贸易，而陈思盼也从福建的横屿来到舟山群岛东北部的大衢山，劫掠洋子江口过往商船。1550年，海寇卢七、沈九等人进犯劫掠钱塘江，浙江海道副使丁湛传檄王直，如拿获卢七等就允许其贸易。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王直泊列港（又名烈港、沥港），先后拿获卢七、陈思盼等及七名日本人以献。尽管官方食言，但王直仍与官方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关系。不久，王直又把曾参与平定双屿港的福清人吴美干纳为麾下，成为后双屿港时代走私贸易的海上霸主。据说在当时，即使是葡萄牙商船，也“俱请五峰旗号，方敢海上行使。”由此可见，王直商团队的力量之强大。

明军

从1553年至1558年，地处闽、 广之交的南澳又成为著名的走私贸易基地。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叶宗满（碧川，又名五龙）带领日本人来舟山海面贸易，见有水师，不敢停泊，转往南澳。1554年，徐铨也带日本人来南澳贸易，后在去日本贸易的途中被打死。有海商名周鸾者，与葡萄牙人来到广东珠江口，获得了广东海道副使汪柏的贸易许可，周鸾同葡萄牙人常用小船装运货物到广州城内外贸易。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有葡萄牙人带领日本人来广东贸易，周鸾让日本人冒充葡萄牙人进入广州卖麻街进行交易。此后，葡萄牙人与日本人年年都来广东走私。直到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才禁止葡萄牙人进入广州贸易。随后，葡萄牙人以欺骗手段在澳门建立了贸易基地。

红毛番

1552年6月19日，是16世纪中国史的一个转折点。福清人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带领由两千余人组成的乌合之众洗劫了黄岩县城，史称“壬子之变”。“三十一年浙直之祸，碧川实为之首，破黄岩获利，遂启群盗贪心。三十二年，萧显继出，碧川与显以次败亡，而徐海、陈东又继之，为浙直大患。” “壬子之变”诱发了长达十三年的“嘉靖倭乱”。